其实季同真没当什么大官，只不过两广事件中因他在香港与西洋各国领事间的周旋，以及接应粤空军反正飞机顺利落地香港有功，因此升上尉军衔。
完成了对来港飞机和飞行员善后，他被召到广州，笑眯眯的戴笠亲手为他配上上尉军衔，季同正要说：“感谢长官栽培！”这类话的时候，戴笠摆摆手：
“别忙，还有呢。”说完打开个锦盒：“这是政府刚刚制定颁发的，你是第一批获奖者。陈季同，五等云麾勋章的获得者，恭喜你！”
“这……，戴长官，只通知我晋升，没有说勋章的事呵？”
戴笠一笑：“我没让他们告诉你，特意留个惊喜。不过部门内可都知道了，你可晓得多少人嫉妒得发疯么？”
“这个，好像不是什么令人高兴的事吧？”季同听了咧嘴。
“怕什么？有我和委员长在，别管他们！”
“是！”
季同待他把勋章别好，两脚一并正要表示一番，戴笠却拍了下他胳膊：“坐，有个事情我要问你。”
“长官请问。”
“咱们自己人，你能不能别老长官来、长官去的？这屋里不是只有你、我吗？”
季同嘿嘿笑着侧身坐下：“先生有话要问？”
“你见过黄主席对吧？你觉得有没有可能请他回来继续主持广东的事务？”
“既没必要，也无可能。”
“哦？解释一下。”
季同略略整理思路：“第一次见他感觉这人很儒雅，比较和气，这次在香港也颇得他指点与配合。
不过接触多了发现此人胆略、勇气不足，不然以他做省主席多年，怎么也不能被排挤走了。
而今广东归顺中央，但是桂系仍虎视在侧，这时候不应该扶持个亲桂系的老好人主政广东，而应该是忠于中央，或至少近期、表面上不会背离中央主要方针的人。
所以黄主席不是个合适的人选。倒是委员长答应的那个余军长，他本来就是粤人，对桂系不无防范之心。
且此人出身中山先生身边的参谋，赞成全国统一。卑职以为，两权相害的话，还是余军长更为合适。
至于此公性格，卑职没有实际接触过，不好评论。”
听了这番话，戴笠端着胳膊，习惯性摸摸下巴：“这样吧，我写封信你带去见他，和他聊聊，然后回京前给我一个你对他的印象评语。”
他说完起身，季同知道见面即将结束便也站起来：“先生还要在广州逗留吗？”
“是呵，委员长有事交我去办。你回去之后就直接到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十一期第一总队报到，插进三年级完成学业。”
戴笠说完伸出手来让他握：“这一年见不到你，我会想的。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人人都怕我，只说恭维话、奉承话，你却不同，你说的是自己思考得出来的结论。
冷静、理性，这才是优秀的情报工作者具备的特点。莫丢掉这个优点，委座也不希望你丢掉。就算前途有挫折，一定要坚持下去！”
总算到家，季同刚回来便听说大哥在洪升那里放了封给自己的信件，立即前去给周姨太太请安，同时取回信件。
寿礼告诉他家中难事已基本解决，并就自己按口留地、向工商业转型的想法征询他的意见。
季同马上回复，不仅同意兄长，而且还劝他多关注大别山地区丰富的矿产资源和因战乱、人口减少等原因大量抛荒的土地。
“如平原地带沦为战区，则山区将作为游击根据地，为支撑军队起到特殊作用。”他这样写道。
对兄长所关心的中国能否坚持下去击败日本的问题，季同想了很久才写道：
“日本地域狭长，资源贫瘠，除金、银、硝、磺和部分煤炭外，绝大多数均需进口维持，故其补给线漫长而不稳定，是为第一劣势。
其次劳力匮乏。虽然战争可以让四、五百万军人及赋闲劳力可以释放到战场参与掠夺，但大规模伤亡后的补充会只得从本土抽血，造成其国内劳力短缺、生产、生活均将大受影响……。”
至于日本的国力，季同说：“弟对于夸大日本国力或一味贬低之的做法均不以为然。
以弟观之，日本乃诸列强中最晚开化、实力最弱者。其人口九成为贫民，年收入不足七百（约三百六十法币）日圆。
剩下一成中多数是在两千日圆以内，真正年收达到两千元以上的百分之一而已。
所以说日本是个富足的工业化国家，恐怕只是相对中国而言，而与欧美是完全无法比较的。
数年来因受西洋经济影响，日本长期受到困扰。工厂开工不足、工人薪水低，商品价格即便便宜，职员们也不敢花钱，所以国内消费市场需求不旺。
很多人赚钱养家需要一天打两份、三份兼职，连续工作十几个小时，甚至家里小孩子也要出去做工帮着大人补贴家用。
工厂工人干一天只能拿到相当于法币五角钱的报酬，这就是日本的现实！
所以，如果中国和日本相比较，我们两国的百姓生活差距不大。
日本从事农业的人口略少占六成多，但这些人里绝大部分是佃农，地主把持着超过九成的耕地。
男人们喝一杯五个钱的便宜酒消愁，银行老板却年收入达到四十万日圆，其贫富差距可见一斑。
所以要和中国开战，是因为军方和部分文人官吏希望通过战争和掠夺稳定国内情绪、将不满的言辞予以压制，转移大家对自己和邻居们悲惨生活的关注。”
然后季同又向兄长介绍了日本农民的负债和“减租减息”运动开展的情况。
谈到小农分散经济为什么比大农业合作式成本高、不利新技术推广，谈到日本地主们的转型和大土地持有现象的不断缩减等等。
他在利用自己在日本考察这几年所获得的知识与数字，尽可能为鼓励兄长走向工商化、工业化尽自己的那份力量。
最后他说：“日本是凶恶的敌人，但他也是不耐持久、先天不足的敌人，我们可以关注它的体弱多病，但不能忽视它疯狂时的破坏力！”
他的信和叔仁的信几乎是同一天到寿礼手上的。
由于金小泉回来报告说季同出差，又不知道他去哪里，报纸上天天耸人听闻地说粤军打到了哪里、哪里吃紧。
寿礼一直很担心，见他的信便先拿过来看，发现落款是南京寄来的，立刻安心大半。
抽出厚厚的信纸，季同却半个字也没提自己去了哪里以及做什么，倒是详细回答了他的问题，这让做兄长的既叹息又感动。
尤其是关于大别山区的建议，让他颇思考了阵子，然后打电话给顾兴安，问他有没有那边的地图？
兴安回答说倒是有湖北省地图，却是民国十年制作的不大精确。
像立煌这样近期行政区域的变化、新设立的县治肯定未标注，至于更详细的大别山区地图更没有了。
他又去问仲礼，回答也说没有，这让寿礼觉得不可思议，学校没有说得过去，如果军队都没有准确、细致的地图，那不全凭长官的脑子了？
现在正值大学毕业季，他马上电话给朱教授，请他以地质调查队名义，以每月四十元的薪酬，尽快招募十名毕业生到六安郭二林处报到。
又给合肥蔡秉志写信，请他募二十四名能吃苦的中学毕业生，以包食宿，每月十五元薪，年底加两个月红包的报酬来给地质调查队做助理、书记或内务之类的工作。
做完这些事寿礼重新坐下来，打开小五的信仔细阅读。相比惯用钢笔的小六，叔仁给兄长的信坚持用毛笔书写，这让寿礼感到他的尊重和认真。
对于兄长提出的减少自有土地，叔仁表示没什么异议：
“由于我们不是单一的小农经济，比其他地主家庭拥有更多生产资料和收入来源。
理论上来讲，只要保有一个富农甚至中农家庭的规模就足以养家糊口，这是独立的家庭作坊式生产不能比拟的。”他写道：
“按人均日口粮两斤计算，每年我家仅需要两千二百斤粮食，即便考虑为灾年留出富余，三千斤也足矣了。
如果以年亩产三百八十斤计算，收二八租，只要四十亩地就够用，完全不需要几百亩这样的面积。
如果交出多余的土地换成各公司股份，不仅省去大量打理的时间精力，而且收入很可能更高于单纯耕种，实在是一举两得甚至三得的好事！”
对兄长关注的中日情势，他告诉说：“日军仍在沪北尤其沿江岸布置大量兵员，规模有超过1932年的势头。
据闻共方连连发表声明欲与中央谈判停火及改编事宜，亦有传说双方已于莫斯科接触，弟揣测是故部分中央军得以调头东进或南下也。
日军虽兵力有所不如，但火力、海陆运输能力较强，相较未完成整编之国军士气与团结性亦较好，故战事初期国军不见得顺利，甚至可能是场苦战亦未可知。
三兄如能早早着手练兵、屯集，未雨绸缪，上善者也。”
最后他又强调：“土地卖出或购入，一应委兄代理。弟在沪近以外汇生意和意大利机床生意为中心，不敢分心……。”
他说的意大利机床，是有批二手机床要当废旧钢铁卖，大卫发现其中包括造火炮和炮弹必须的设备，估摸可能是那家军工厂更新换代，把这些旧的淘汰下来。
他立即决定接手，问题是这批货粗笨沉重，如何弄回来是个大问题。
叔仁就是在为这件事头疼，但还不能嚷出声，怕惊动了不该惊动的人物。
仲礼听说这事极为重视，立即派了警通连的手枪班和别动队一个小队二十来人在魏长疤带队下赴上海，把这座仓库看了个严实。
修械厂路厂长闻讯，派工程师老宋带了两个徒弟随队前往。
他们奉命要设法拆卸部分零件并使机床的大小、重量适合放在内河船只上运到扬州，然后再从那边转运进入淮河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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